12月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讲，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为主题作专题授课。钟心宇 摄

12月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讲，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为主题做专题授课。钟心宇 摄

12月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讲，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为主题做专题授课。图为专题讲座现场。钟心宇 摄

　　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这是最近各高校法科学生口中的“热词”。伴随着这个热词的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此前，学法律出身的张军以一个老学长的身份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就此主题先后开讲。张军的旁征博引、娓娓道来，让同学们深受启发。特别是在互动环节，同学们踊跃提问，张军坦诚一一回答的场景，给北大、人大法律学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样的景象也令一些看到过相关报道却没听过张军讲课的政法院校学子艳羡不已。

　　12月7日晚上六点，又有一拨政法学子如愿以偿——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走进中国政法大学，张军与法大学子夜话法治。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主持讲座，该校师生约430余人聆听讲座。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与法大学子面对面，会产生怎样的火花、碰撞和共鸣？法学教育工作和司法实务工作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究竟好在哪儿？面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课题，还有哪些“课后作业”要做？法学院校师生和关注法治建设的各界人士对这次夜话充满了期待。

　　以亲身经历的司法实践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究竟好在哪儿”

　　两年前的一个春天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当时在场、时任司法部部长张军对此记忆犹新。讲座也从这一话题谈起。

　　“面对我们学校的师生，面对我们未来的法律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我们的体制机制，有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国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当时我在现场聆听，确实是深有感触，深受教育。同学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法律学子的嘱托，将来为我们的法治建设、国家治理作出贡献。不仅要学习课本，更要多了解社会、了解国情，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好。”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究竟好在哪？紧接着，张军从社会发展、时代变迁的视角，结合自身的司法实践经历，围绕“国情”这个关键词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讲解。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这个制度好在哪儿？好就好在它最适合我们国情，好就好在它与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相适应，人民群众享受它、满意它、支持它，好就好在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有序、高效运行并与时俱进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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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好在哪儿”，张军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巨大成功的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如何进一步健全发展完善、如何推进国家法治体系和法治建设能力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讲解。

　　亲身经历的司法实践、耳熟能详的典型案例、极具启发性的中外史料……两个小时的讲授环节很快过去，还没听过瘾的同学们把期待留在了问答环节。

　　法大学子围绕“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密集发问

　　“举手的人真不少，该请谁提问呢？”在众人期待的问答互动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提问，担任主持的胡明有些为难。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当下的一个热词，其中量刑精准化被视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的关键所在，请问量刑精准化的推广会不会侵蚀法官的审判权？由此所体现出的检察机关主导责任会不会与以审判为中心产生冲突？”

　　第一个抢到话筒的是该校刑诉法专业2019级博士研究生刘甜甜。

　　“你是博士？难怪能提出这么有深度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颇带锋芒的问题，张军微笑着从容作答。他介绍，最近，“两高三部”出台了相关意见，常见多发案件一般应当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或者是重大犯罪案件可以提出幅度型量刑建议。他表示，“实践中，我们认为精准量刑建议更有利于这个制度的良性适用，有利于作出精准裁判，减少引发二审的情况，从而节省司法资源。”

　　对于精准量刑是否会侵蚀法官的裁判权，张军举了个形象的例子作了说明：“常见多发案件法官的权威、法官的能力不显示在这儿，民事案件我们把实质上的裁判权放到哪儿了？街道的大妈，居委会组成人员，他们调解结案，许多民事纠纷人家就调解了，节省很多法院资源，但并不影响法官的权威。”至于检察机关的主导责任会不会与以审判为中心产生冲突，张军也给出了答案：“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质是庭审为中心，以庭审为中心的实质是以证据为中心，而刑事案件法律规定指控证明犯罪的责任在诉方、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履行好这个主导责任是法律赋予的，必须承担起来。个别案例中，正是检察机关没有切实承担起主导责任，才导致法官和律师的冲突，不符合‘沉默的法官、争斗的当事人’这一法理。”张军不护短不遮丑的坦诚直言赢得阵阵掌声。

　　“为什么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如何更好地发挥指导案例的作用？”该校刑诉法专业2018级硕士生余沁提出这个司法实践领域的具体问题，赢得张军的赞许。

　　“法律总是更抽象一些，更原则一些，案例就是一个直白的教程，只要相差不多，就参照着做，谁都能看明白，当事人、社会、律师都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更有助于我们在追诉和审判过程中形成司法人员的共识，求得最佳的司法效果。”张军表示，检察机关的案例指导制度还在建设过程中，适用范围会越来越广。目前，检察指导性案例把指控证明犯罪作为最主要内容体现出来，提升了以问题为导向的指导性和参照性。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上还会做哪些探索？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如何更规范地开展？”该校国际法学院2017级本科生陈东阳十分关注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职能。

　　“的确有些特殊领域的案件，不在‘4+1’的公益诉讼模式范围内。比方说，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学校门前200米内不允许售卖香烟，但检察机关就发现，有的地方学校附近有人一根一根卖香烟，长时间没人管，这就是我们公益诉讼在发展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再比如，网络一些乱像侵害公益问题我们也正在调查……”张军以实际事例回答提问。关于如何规范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张军透露，“为了使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更加完善，我们正在起草公益诉讼规则，但还需要有一些时间去总结问题。”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如愿提问的同学心满意足，没有提问的“心急火燎”。

　　“我们政法大学女生多，男生少，最后一个问题照顾一下男生吧。”主持人胡明的这一照顾政策，让坐在靠后位置的刑事司法学院2018级本科生董增攀“获利”。

　　前不久，董增攀参加了最高检的检察开放日，在零距离感受检察工作之后，他有许多问题想问最高检的检察长。

　　“如何加强检察院和学生法律援助之间的沟通交流？如何加强检察院对学生法律援助的帮扶工作？法律院校师生如何融入司法实务工作？”好不容易得到提问机会的董增攀打破一人一问的惯例，抛出了一个“一拖三”的问题。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你们有一个法律援助社团，就是社会组织、义务免费？”

　　张军听说法大有个由学生组成的免费法律援助团队，很是高兴。对于董增攀“一拖三”的问题，他给出了一个三合一的回答。“将来法大可以和我们检察院、法院建立一个机制，建立起一个长期的定向联系，多给你们一些相应的支持、帮助、辅导。你们也可以到我们司法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实习，更便捷地去了解我们的司法制度的建设、发展的问题。”

　　法律老学长的嘱咐引发共鸣和思考

　　“主持人有点灯下黑呀，说实话，我有点同情这些前排踊跃举手的同学们，手都举酸了还没提问成。”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之后，面对前排举手踊跃却没提问的同学，张军幽默地表达了“同情”。

　　“不要紧，机会留给下一次，希望张检多来给我们讲讲。”面对前排失落的同学，胡明如是安慰道。

　　时间不留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时，已近晚上九点。

　　“通过讲座我深刻认识到，评价司法制度好与不好，关键要看这一制度是否能适应国情、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是否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张军检察长对法律和政治的关系的论述，既深刻又生动，弥补了我们大学生在知识结构上的空白，增强了我们的政治意识，坚定了我们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决心与信心。”提起聆听讲座的收获，该校刑事司法学院硕士卢飞颇有感触。

　　“这次讲座让我认识到，国情从来都是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逻辑前提，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作为一名法律人，具体到法律的学习和运用中，不能只搞书本知识，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让法律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迸发生机和活力。”对于这次讲座的收获，该校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博士生袁华萃如是说。

　　该校国际法学院本科生王寄雪12月3日刚参加了最高检的检察开放日，对检察工作有了直观了解的她在授课前充满期待、授课后收获满满。“张检生动形象地将各种抽象理论娓娓道来，并结合亲历的司法实践讲述我国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令人信服。更让我们亲切的是，他以老学长的身份，嘱咐我们不仅要学习课本，更要多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将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法律工作者。”

　　对于王寄雪的这些感受，许多法大学子都有共鸣。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主持人已经明确宣布讲座所有环节结束，但许多法大学子还意犹未尽，迟迟不愿离开。

　　夜深人静。讲座虽然结束了，但讲座留下的思考还在继续。